羌族族源及其文化多样性成因研究

徐学书喇明英

【摘要】本文结合文献、考古和民族学调查资料进行研究，提出羌族主要由世居川西北岷山山区的古蜀人后裔冉駹氐人与西汉时期由西北南下的河湟羌人后裔部落、唐宋时期由川西北草原及邛崃山区东迁的众多羌人部落、历史上尤其是明清至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从内地迁入岷山地区的大量汉人融合形成，羌族是一个多元复合型民族。羌族族源的多元性及其多元文化融合状况是羌族文化多样性的主要成因，应高度重视和保护羌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原生性。

【关键词】羌族；族源；民族文化；民族融合；文化多样性

羌族主要聚居于四川盆地西缘岷江上游和涪江上游的岷山地区。“5.12”汶川大地震后，在地震中受到重创的羌族及其文化受到了中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保护好羌族文化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国家也专门建立“羌族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正确认识羌族的形成及其文化多样性成因，对于有效保护羌族文化、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于羌族的形成，学术界传统上认为其主体源于在不同历史时期南下、东迁进入岷江上游的古代河湟羌人后裔，融合了当地部分氐、胡及历史上迁入其地的汉人和吐蕃部落^[1]。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对羌族村寨进行的大量田野调查资料，结合前人研究成果、羌族民间传说和民俗资料，笔者认为羌族乃是以羌、氐、汉为主体融合形成的多元一体复合型民族。正是羌族形成的多元性，导致形成了羌族文化的多样性。正确认识羌族的族源及其文化多样性成因，对于有效保护和利用好羌族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羌族的族源及其文化多样性成因进行再探讨，以促进羌族文化的保护和利用。

一、河湟羌人与羌族族源

关于羌族的族源，研究者多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以春秋晚期秦厉公时河湟羌人始祖无弋──爰剑由秦国逃归，并被当地羌人推举为首领）作为今日羌族与我国西部藏彝系统众多民族有渊源关系的羌人部族形成的开始。《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战国秦献公时，爰剑曾孙忍的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氂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羌族与古代河湟羌人的部分分支部落存在渊源关系毋庸置疑，但作为羌族先民的河湟羌人部落最早是在何时迁入今岷江上游岷山地区？这部分河湟羌人是秦献公时外迁的羌人后裔，还是留居湟中的羌人后裔？

根据羌族民间传说及羌族释比(许、端公)经典唱词，结合考古发现，今日羌族的河湟羌人祖先，最早到达岷江上游地区应在西汉武帝时期。在关于《羌戈大战》的羌族民间传说和释比经典唱词中，自称为尔玛(玛、日玛、日麦)的九个兄弟部落为躲避“魔兵”(指汉人军队)的追赶，在首领阿爸白构的带领下由北方游牧南迁进入岷江上游岷山山区并最终定居其地。在传说中，南下的尔玛与世居岷江上游从事农耕、居住石碉房、生活富裕的土著人戈基、尕布(尕尔布、尕尔都)相遇。双方最初和平相处，尔玛向戈基、尕布学习农耕和修建石碉房等技术。后来，双方因争夺牛羊发生旷日持久的战争，虔心敬神的尔玛获得白石神的帮助而最终赢得了战争胜利，戈基人大多被消灭或逃亡，九个兄弟部落分别在今岷山地区的九个地方安居下来^[2]。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汉初年匈奴与河湟诸羌联合阻断河西走廊交通，汉武帝为打通河西走廊通道，派兵逐匈奴及河西诸羌，大批羌人部落“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河西地空”。考古发现表明，羌族传说中的戈基人遗存──考古发现的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在西汉早期仍盛极一时，至西汉武帝时则忽然衰落──出土汉武帝五铢钱的墓葬较之出土西汉八铢和四铢半两钱的墓葬呈现出明显的文化衰落现象，到西汉晚期时各石棺葬墓地的墓葬数量锐减或消失^[3]。联系到羌族“羌戈大战”传说中尔玛为躲避汉人军队而大举西迁、然后穿越热兹大草原游牧南迁进入岷江上游岷山地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在汉武帝时忽然衰落的这种现象，应当与汉武帝时派兵西逐羌人及羌人南下岷江上游后发生了“羌戈大战”的历史背景有关。在先秦时期的《山海经·海内经》和汉武帝时司马迁所著《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岷江上游地区的居民为氐人，而到东汉魏晋时期，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蜀志》等史籍记载，在岷江上游则出现了“六夷、七羌、九氐”以及“羌胡”、“羌虏”等多个不同的族群。因此，最早到达岷江上游的尔玛羌人的祖先，应当是在汉武帝时南下进入今岷山地区。联系到南下羌人传说其祖先为九弟兄，与汉代文献记载河湟羌人“忍生九子，为九种”一致，南下的尔玛羌人可能为留居湟中的爰剑曾孙忍的后裔，汉武帝时为避汉军兵威集体由湟中西迁，然后南迁到岷江上游，成为今日羌族的羌人先民主要来源之一。

据文献记载，至隋唐时期又有白兰羌、白狗羌等众多羌人部落由大渡河上游的邛崃山区东迁进入岷江上游地区，诸如今日汶川县羌锋村、理县西山村等地羌族即分别自称为白兰羌、白狗羌的后裔。马长寿《氐与羌》记载：理县佳山村传说当地最早的居民来自产牦牛的康藏地区，旧时每年要举行还“牦牛愿”祭祀，参与的有附近的西山六寨、增头三寨和牛罗二寨。还有众多的羌人部落由川西北草原东迁进入岷江上游山区，如分羊部羌、牛部羌的茂县西部三龙乡和曲谷乡、茂县西北部松坪沟至松潘县南部的大姓沟和小姓沟、北川县西部青片河流域等地羌人，以及原茂县静州董姓土司，其羌人先民应主要来源于隋唐时期由川西北草原东进的羌人部落。其中，今北川西部的羌人在明清文献记载中称“白草番”、“白草羌”，《明史·四川土司》称其为“吐蕃赞普遗种”，反映其应为唐代吐蕃东扩时，由今西藏东迁的吐蕃部落与川西北羌人融合形成的羌人部落。这些羌人部落进入岷山地区后，逐步与由汉代南下的羌人部落同当地冉駹氐人等融合形成的羌(夷)部落融合，成为羌族的羌人先民来源之一。《华阳国志·蜀志》等还记载，魏晋时期在岷江上游除羌、氐等族群外，尚有黄石、卢水、白马等胡人部落活动，这些胡人部落中的一部分后来也应融合进了羌族先民之中。

二、古蜀人及其后裔冉駹氐与羌族族源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在河湟羌人南下进入岷江上游以前，岷江上游地区一直为古蜀人及其后裔冉駹氐人聚居区。古史记载岷山(蜀山、汶山)为黄帝元妃嫘祖、大禹故里和古蜀人发祥地^[4]。在古史文献记载中，古蜀人为黄帝后裔，故《世本》记：“蜀王每世相承为黄帝后”，《史记·三代世表》记：“蜀王，黄帝后世也”。古蜀人最早发祥于岷山，故扬雄《蜀王本纪》称古蜀人第一代先王蚕丛“始居岷山石室”。由于岷山为古蜀人发祥地，故文献记载古蜀国蚕丛、柏濩、鱼凫、杜宇先后四个王朝的蜀王，在亡国后皆率民众归隐岷山。考古发现亦表明，岷山为古蜀人的发祥圣地^[5]。

在古史文献记载中，黄帝、大禹皆属于上古羌人部落集团首领。由此，黄帝、大禹时期的古蜀人先民应属于上古羌人族群系统的一支，这与考古发现西北马家窑文化等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曾多次南下岷江上游，并与当地土著新石器时代文化相融合的现象一致。后来，发祥于岷山的古蜀人除东进成都平原建立蜀国的部落外，留居岷山山区的部落则逐渐演变为死行石棺葬的氐人。《蜀王本纪》记载：“周失纲纪，……有蜀侯蚕丛，其纵目，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此蚕丛氏蜀侯国，在《山海经》中称之为“氐人国”，《史记·西南夷列传》称之为“冉駹氐”。考古发现表明，岷江上游岷山山区自新石器时代末历商周至西汉，一直为“岷江上游类型石棺葬文化”分布区，该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与川西平原古蜀国有着密切文化联系的“與子国”，被认为“死作石棺石椁”的蜀侯蚕丛之国、《山海经》所称的“氐人国”、《史记》记载的“冉駹氐”^[6]。古史传说记载古蜀国蚕丛、柏濩、鱼凫、杜宇四代王朝的蜀王皆在亡国后率其民众归隐入岷山，这些隐入岷山的蜀人无疑成为后来在岷江上游崛起的古蜀人后裔冉駹氐人的先民，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中发现的大量与成都平原古蜀文化相同或相近的文化遗存，当与这种部族群体联系有关。

考古学中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创造者，在今日岷江上游的羌族传说中称为“戈基”(戈人)、“尕布”(尕尔布、尕尔都、尕人、葛人、窑人)或连称为“戈基尕布”。在今黑水县中部芦花地区讲羌语的藏族(今自称为“黑水人”)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在很久以前，他们的古代英雄柯基、嘎波二兄弟为抵御羌人的进攻，修建了石碉进行防御。在仓猝之中，石碉修成了倾斜状，于是石碉被称为“笼垮”(“笼”指石碉，“垮”或音“华”，为“倾斜”意)，今黑水县治地芦花镇的得名即20世纪50年代根据“笼垮”(笼华)的译音命名，而柯基兄弟建碉的地方则被称为“柯基笼坝”。黑水人传说中的古代英雄柯基、嘎波，应为羌族传说中的戈基、尕布。黑水人称石碉为“笼”，与《后汉书》称石碉为“邛笼”一致(“邛”指与冉駹同属氐类且居处习俗相同的邛人)，至今在黑水县中东部地区仍有多个称“龙坝”的地名，皆因其地原为建有石碉的地方。黑水人的传说反映他们为羌族传说中的戈基、尕布人的后裔(在汶川羌族中也有黑水人为羌族打败的“戈基人”后裔的说法)。民族学调查资料表明，黑水人对白石神和山神的信仰不如羌族虔诚，也表明黑水人与羌族存在来源上的差异，并与羌族传说中的戈基人信仰状况一致。而黑水人的语言和生活习俗，与今日茂县西北部和北部、松潘县南部的羌族近似，反映黑水人先民与羌族羌人先民应属同一族群系统，这也为氐、羌同源提供了新的民族学证据。

根据考古发现，战国末至西汉早期，岷江上游的石棺葬墓从河谷台地到深沟高山皆分布广泛、数量众多，表明此时期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人口众多。虽然在西汉武帝时期发生了“羌戈大战”，导致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迅速衰落，但在各地仍然有较多石棺葬文化的人口留居下来，如在茂县凤仪镇大坝、茂县城北撮箕山等地直至东汉时期依然有较多石棺葬文化的墓葬发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表明，东汉至魏晋时期在岷江上游岷山地区有众多的羌人和氐人部落杂居。这些氐人和羌人部落后来显然发生了融合，在汉晋以后的文献记载中皆统称为羌或夷，考古发现和民族学调查资料表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融合进了羌族文化之中(详见下文)。羌族自称为“尔玛”或“日麦”(理县五屯地区嘉绒人传统上称羌族为“达麦”)，根据羌族民间传说和释比经典唱词，“尔玛”为由西北南迁的羌人自称，而“日麦”或即“冉駹”，因为古无轻唇音，“冉駹”的发音即“日麦”。

三、汉人移民与羌族族源

历史上由内地迁入岷江上游的汉人，也是形成羌族的主要来源之一。唐宋时期，部分内地汉人迁入岷江上游并与当地羌人融合，有的则成为后世羌人土司的祖先。如茂县南新乡牟托村清康熙末年所立《牟托巡检司碑》记载：其始祖温光耀为宝鸡人，隋朝文帝时从军，留戍今理县杂谷脑，“娶司农恩登女，生二世祖”。《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成都府部》记载今汶川县绵虒镇羌锋村簇头寨的寒水镇土巡检高氏(元代授土巡检，清代授簇头安抚司)的先祖为今河北省霸州人。文献记载北宋太宗之时，在茂州总人口1155户中就有326户为汉民，今黑水县东部的霸州亦有170余户汉民。

明清时期，大量内地汉人因屯戍、经商、开荒、避乱等移民进入岷山地区，尤其以“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人数众多，故今日羌族地区许多村寨(包括许多高山村寨)的羌族群众多传说其祖先为“湖广填四川”的内地移民。民国《灌县志》称：“献忠祸川，文物殚尽。遗民西入山中，侨寓松、茂、威、理。”原世居茂县城河西地区的羌族，多传说祖上为陕西等地戍卒及经商者。汶川县威州镇茨里沟村清光绪十三年立毛氏宗支碑记载其始祖公、始祖妣：“自明将末时由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入川，来至兹土。”理县薛城乡欢喜坡村清嘉庆二十年立《袁氏宗支总碑》记载：“溯我始祖京公，原籍江西吉安泰和县，出缓湖广德安路守御都督使，迁移来蜀，子孙繁衍凡数百年。”如今，袁氏已成为总人口近千人的当地羌族第一大姓。茂县牟托村三大姓中，除原土司温氏一脉外，杨、刘二姓皆传说祖先为“湖广填四川”时迁至四川安岳，清代晚期再迁牟托落业。茂县叠溪因遭受1933年大地震，现今场镇及其附近公路沿线村寨的羌族，多传说其祖先为由内地经商、帮工种收鸦片移民前往。茂县东部的土门河流域各乡，老年人皆称他们的祖先为“湖广填四川”的汉人，解放后将他们划成了羌族，富顺乡即因场镇居民多四川富顺县移民而得名。汶川县威州镇铁邑村清光绪四年四川总督告示碑称：“番民只有修路界，无有河坝山坊地界，番民座住山顶十数余之远，何得霸占河坝汉民之地？”反映当时汶川西部杂谷河河坝地区为汉人聚居地，羌人居住在高山上。

即使在一些高山羌寨也多有汉人移民。如理县蒲溪乡一直被认为是地理封闭的羌族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区域之一，而该乡最偏远的高山羌寨休溪村，有徐、王、龚、孟、余五姓，相传祖先皆为内地迁入的汉人。其中，人口最多的徐、王二大姓，清光绪辛卯年(1891年)徐氏祖坟碑文记述：“忆我先祖汪太，原籍江楚宜昌郡三家村人氏。贸易来川，业建休溪村，乐畊成家。”王家保存的1968年编撰的《王氏宗谱》记载：“王氏系湖广籍填川，插业崇庆州石羊场，共三大房。其鼻祖写得房屋，公转理县蒲溪休溪落业。”理县桃坪乡佳山寨，其居民亦普遍传说祖上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汶川县雁门乡萝卜寨初因山名称凤凰寨，清代前期因大量居民为四川富顺县移民而称富顺寨。邻近萝卜寨的乐善村(索桥村小寨子)以袁、赵二姓为主，据清光绪二十年立“袁氏历代高曾祖之墓”墓碑记载：“盖闻先祖语：吾当是时也，湖广填川。我先祖来川者，乃是兄弟入川。系麻城孝感县人士，上川进灌，分处插业。”75岁的袁世新老人称，相传始祖袁氏兄弟共八人，分别迁入灌县至松潘沿途八个地方，自始祖至今已传9代人历200余年。汶川县威州镇布瓦村以王、杨、蒲、余、朱五姓为主，皆传说其祖先由内地迁入。王家传说7代人前其祖先从郫县犀浦镇到布瓦山成家，余家传说6代前其祖先由灌县迁至布瓦山安家。汶川县龙溪羌族乡，除余姓相传其为官的远祖由黄河以北逃难南下，渡黄河时受船头跃起的鱼启示隐姓埋名而改姓余(与西南地区一些传为蒙古人后裔的余姓后裔传说相同)外，其他各姓皆相传祖先为清代由内地迁入的汉人，其中大姓何氏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祖坟显示何氏先祖为汉人，杨家则相传祖上由安岳县迁到龙溪。

根据调查，在岷江上游河谷干流沿线及其以东的岷山地区、理县东部杂谷河流域，大部分羌族人口皆自承为“湖广填四川”的汉人移民后裔，还有部分自承为明清时期由陕西等省奉调戍守当地的军队、由内地经商和佣工而安居当地的移民后裔，并有历史文献、古墓葬、碑刻、家谱及民俗等为其佐证，其人口数超过现羌族总人口数的半数。在靠近汉区的岷山东部涪江上游的北川、平武二县羌族中(总人口约15万人，约占目前羌族总人口的一半)，汉族移民后裔占据了人口比例的绝大部分。虽然北川西部、平武西南部地区在历史上为明清时期白草羌等羌人部落活动区，但大量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墓葬碑刻记载和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各乡村人口来源表明，大部分居民为“湖广填川”或由邻近的三台、江油等地以及其他地区辗转迁入(“湖广填川”的移民祖籍包括湖北、山西、陕西、甘肃、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尤以从川中、川南辗转迁入者为多)的汉人繁衍而来。据调查，平武县南部的6个羌族聚居乡镇近5万羌族人口，超过半数为清代中晚期至民国时期由内地迁入的汉人后裔，更有1/3人口为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响应国家号召从内地移民而去的汉族。仅北川县的青片乡上五寨羌族可以确定为当地土著羌人后裔，其中杨家传说祖上由茂县北部太平乡杨柳村迁移而去，应为清代杨柳羌的后裔。北川县西部有部分人口及平武县三丰乡窝托村王家为清代汉化并改为汉人的羌人后裔，另有部分人口为汉人移民与当地羌人及改为汉人的羌人通婚的后裔。

大量由内地迁入今羌族地区的汉人移民，在当地与其他汉人移民通婚或与邻近区域的羌人及羌汉后裔通婚，经过数代之后，许多汉人移民后裔往往或多或少地带有了羌人的血统。这部分汉羌融合的后裔，部分人口在新中国成立后将民族成份申报为羌族，部分人口先是申报为汉族、多年后又陆续改报为羌族。同时，与汉人杂居或邻近汉区的部分羌人(包括与汉人通婚的羌人)，明清以来因受汉文化的影响向慕汉文化或为避免封建统治者的民族歧视等原因，逐渐改从汉俗并自承为汉人或汉人移民后裔，在新中国成立后先是将民族成份申报为汉族、后来又陆续改为羌族。另有大量汉族(包括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响应国家号召迁入今羌族地区的汉族移民)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集体性将民族成份变更为羌族。正是由于这种民族成份变更的原因，羌族人口数由20世纪50年代初统计的3.5万多人，至80年代迅速增加为20多万人，近年则达到30多万人(自然人口增长仅占少数)。北川县的羌族人口数由1980年统计的2570人猛增至1986年的4.8万人，2006年达到9.08万人。平武县近5万羌族，则几乎皆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将汉族成份变更为羌族成份所致。

四、羌族文化多样性的成因

由上文可见，羌族的形成是多元的，其主体由羌、氐、汉三大部分融合形成，是一个多元复合型民族。这种族源上的多元化，导致羌族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复合型特征。由于不同地区的羌族居民在来源上存在差异，不同来源的居民将自身原有的文化传统带到迁入地并在当地传播，与其它居民带入的文化相融合，从而形成了今日羌族地区多个区域文化类型并存的格局。

根据考古发现和民族学调查资料，世居岷江上游的冉駹氐人与由西北南下的羌人发生了融合，因而石棺葬文化中的许多文化因素在羌族文化中得以继续传承。在茂县城南的马良坪村，考古调查发现明清时期当地羌人墓葬在木棺外使用同于汉代石棺葬的薄石板棺(石椁)，证明当地行石棺葬的冉駹氐人后来与外来的羌人发生了融合。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考古发现表明，古蜀人盛行对天地、太阳、山神、神树、祖先、神人、翼龙及其他神兽等的崇拜，巫师众多，头戴五叶花状高冠或兽首冠、使用神杖。在战国中晚期之际的茂县牟托一号石棺葬墓中出土有反映太阳崇拜的太阳纹枚青铜纽钟、太阳纹青铜戟，反映翼龙及神山崇拜的翼龙神山纹青铜纽钟。汶川县文物管理所保存有汶川县威州镇姜维城后山发现的西汉时期石棺葬文化的猴子攀爬鸟首青铜神杖，在与古蜀人有渊源关系的西汉笮人遗留的川西南盐源盆地青铜文化、西汉昆明人遗留的滇西青铜文化中也发现有大量类似的青铜鸟首神杖。而在岷江上游地区的羌族中，传统上同样盛行对天地、太阳、山神、祖先、神树的崇拜，野外有专门的祭天台或石塔、太阳神庙、山神庙或石塔、神树林，家中有专门的祖先神位，有众多的巫师释比(或称许，汉语称端公)，传统的羌系释比(今日羌族的巫师分羌系释比和汉系端公)头戴装饰多种兽牙的猴皮帽、身穿长袍、使用猴头(或鬼头)杖首神杖，清代至民国时期释比使用的羊皮鼓有的鼓面绘太阳纹，这些信仰习俗不见于川西北草原地区及岷江上游北部古代羌人部落后裔的藏族中，其文化渊源只可能源于当地古蜀人支系冉駹氐人。类似的信仰习俗亦见于戈基人后裔的黑水人、由岷江上游西迁的石棺葬冉駹氐人融合川西北草原地区游牧南下的羌人及唐代由今西藏阿里地区东迁的吐蕃部落形成的嘉绒藏族、由汉代笮人和昆明人等融合游牧南下的牦牛羌人形成的大小凉山彝族中，可为羌族的此种信仰习俗源自当地冉駹氐人提供佐证。此外，古羌人本无文字，而岷江上游的羌族则一直传说他们的祖先曾有文字，后来因羊偷吃了经书导致文字失传，故羌族释比做法念经时要敲击羊皮鼓；《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称汶山冉駹夷“其王侯颇知文书”，考古发现表明先秦至汉代冉駹人不仅使用汉文字并有图形符号文字(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也发现古蜀人使用图形符号文字)。至于羌族修砌石碉房、从事牛耕、种植皮大麦(俗称水米子)等习俗，羌族传说是从当地戈基(尕布)人──冉駹氐人那里继承而来。羌族传说出生于岷山的大禹为其祖先，也应是源自古蜀人后裔的冉駹氐人。

大量汉族移民融入到羌族之中和大批在历史上改从汉俗的羌人后裔，将大量汉文化传统及文化观念带入羌族，使汉文化成为今日羌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大量同于内地汉区的生产民俗(牛耕，种植土豆、玉米及蔬菜水果，使用风车、连枷、板锄和条锄、弯镰、砍刀等工具)、生活民俗(吃米饭、杀年猪、腌菜、点豆花、推石磨、用床桌椅凳、张贴年画等)、节会民俗(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乞巧节、川主会、牛王会等)、信仰民俗(供奉天地君亲师、信仰观音和玉皇、信仰汉端公、跳旱魃及唱性歌祈雨等)、服装服饰(头缠青布和白布头帕、身著右衽蓝布长衫、腰系挑花围腰、穿云头鞋等)、歌舞民俗(舞狮子、耍龙灯、跳花灯、部分民歌等)以及生养社交礼仪民俗等等。由于汉文化在羌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而使得羌族对汉文化有着高度的文化认同，民间往往以汉文化作为衡量本土及个人文化程度的主要标准。

由于羌族有羌人、汉人、羌汉融合三大祖先系统，语言上也就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自承为羌人后裔讲羌语和汉语(包括原来讲羌语而如今已不会讲羌语而讲汉语的部分)、自承为汉人后裔讲汉语、自承为汉人或汉羌后裔讲羌语和汉语的三大部分羌族。文化习俗同样呈现出多样性：自承为羌人后裔以传统羌俗为主、自承为羌人后裔羌汉习俗并从、自承为汉人后裔以汉俗为主和自承为汉人后裔羌汉习俗并从等多种现象。

由于不同地区居民来源、文化融合以及自然环境和历史演进的差异，从而使得羌族地区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文化差异。从总体上看，羌族文化区大体可分为汶川北部至理县东部杂谷河下游流域、茂县西部黑水河下游流域、黑水河中上游流域、茂县北部松坪沟──松潘西南部小姓沟、汶川中北部至茂县中南部岷江河谷、茂县北部至松潘南部岷江河谷、茂县东部至北川县中南部土门河河谷、北川县西北部至松潘县东南部青片河──白草河流域、平武县南部清漪江流域等多个二级文化区。在一些二级文化区内往往还可细分为多个三级文化区。其中，杂谷河下游流域、黑水河下游流域、黑水河中上游流域、松坪沟──小姓沟为羌族文化原生态总体保存较为完好的区域；岷江河谷、青片河──白草河流域局部地区羌族文化原生态保存较为完好；岷江河谷多数地区、土门河河谷、清漪江流域基本上为汉文化区而无原生态的羌族文化保存。在羌族文化原生态保存较为完好的地区，其文化面貌按文化特征还可区分为多个文化类型，村寨的布局和建筑形态也呈现出多种类型，语言上则分为南、北二大方言区、十大土语区，故有“十里不同羌”的俗语。

由上可见，羌族文化多样性的形成，主要由羌族族源的多元性以及多元文化融合而成。今天，进行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必须高度重视保护羌族文化的多样性，针对不同区域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其文化的原生性，尽可能避免在保护、利用羌族文化过程中因忽视羌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原生性而加速羌族文化的同质化，防止造成对羌族文化的“保护性”破坏，保障羌族文化这朵民族文化的奇葩健康、可持续地传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