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茂古道与岷江上游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人类学分析

阿坝师范学院   刘超

【摘要】西路边茶是我国古代三大茶马古道之一，在促进物资流动的同时勾连了地方区域社会，使得岷江上游成为川西地区重要的贸易通道与民族走廊。本研究基于对曾经当过背夫以及能够讲诉背茶包历史记忆的人群进行访谈和跟踪报道研究，从历史人类学视野来看，当今岷江上游多元化区域社会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跟历史上边茶贸易的历史背景有着重要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能够为当今岷江上游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提供历史借鉴意义：一方面，要突出历史的传承，继续深入挖掘西路边茶的历史文化价值；另一方面，也要立足地方，突出岷江上游地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区位优势。

关键词：岷江上游；西路边茶；一带一路；历史人类学

西路边茶是我国古代三大茶马古道之一，从灌县（今都江堰）沿岷江河谷一直到达松潘，最后再西进或北上进入青海和甘肃等藏族地区，因此又被称作松茂古道。由于岷江河谷多高山峡谷，山高路陡，西路边茶上的茶叶运输一直以来都依赖于人力背运，从事边茶经营的茶商们聘请那些来自岷江上游各个村寨的贫苦人群作背夫，将茶包从灌县背运至杂谷脑与松潘进行转运。历代以来，在边茶的运输中即促进了区域间物资的流动又勾连了社会关系，使得岷江上游成为川西地区重要的贸易通道与民族走廊。从这层历史演进关系来看，当今岷江上游多元化区域社会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跟历史上边茶贸易的历史背景有着重要的关联性：背茶包行进中构建了岷江上游作为贸易通道与民族走廊区域社会格局的形成。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这是中国提出的两个符合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重大战略，简称一带一路。它的提出、演进与成熟是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同时也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区域社会地方性特征，对西南地区来说，把握机遇、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意义重大。岷江上游地区处于藏羌彝民族走廊的核心地带，自古以来就是汉藏之间重要的贸易通道与民族走廊，更是在当今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西路边茶的区域背景

边茶制度自古以来就是历代中央王朝处理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的一项政治与经济制度，它的形成与发展直接促进了边茶贸易的兴盛于发展。因此，中国古代茶马互市的主要线路分为滇藏线，川藏南线和西路边茶三条线路。^{（P.113--117）}其中，西路边茶东起灌县（今都江堰），沿岷江河谷途径汶川、茂县到达松潘进行中转，最后进入甘肃、青海等藏区。它的主要新进路线都集中在岷江上游地区，穿越了岷江上游的大部分地区，因此，西路边茶线路的岷江上游段又叫做松茂古道。

岷江上游的西路边茶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南北朝时期，随着唐代对松潘等地的管辖，西路边茶初具规模，宋代在甘肃天水一带设立了都大提举茶马司进而促进西路边茶的茶马贸易逐渐成熟。到了民国时期，随着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四大茶号的兴盛以及各种新兴小茶号的开业，西路边茶逐渐成为勾连内地与川西地区的重要的贸易通道。随着西路边茶贸易的兴起与发展，岷江上游松茂古道沿线兴起了一些重要的茶马集镇。首先是被称为川西第一关的灌县（今都江堰），从地理位置来讲它是成都平原向川西高原过渡的第一道天然屏障，同时它自古以来就是成都平原向川西高原物质流动的重要中转点，也是西路边茶的起点。西路边茶的终点在松潘，被称作藏区门户，从唐代开始就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管控之下，逐渐成为汉藏之间重要的物资汇集与交流、族群与文化交流融合的地区。从灌县到松潘之间还有被称为“三脑九坪十八关，一锣一鼓上松潘”的诸多茶马集镇与村落。虽然现在茶马古道早已被3·17国道、2·13国道、都汶高速以及九环线所取代，但是沿线的诸多茶马地名仍然被得以保留，成为岷江上游各地边茶贸易重要的历史遗迹。

西路边茶所穿越的岷江上游地区，是成都平原与青藏高原之间的过渡的地带，区域内多高山峡谷，岷江及其支流将区域内划分成各个相对独立的沟，大沟内有小沟，小沟内还有数条更小的沟，各个小沟内又有多个相对较独立的寨子。这些寨子主要聚居了藏、羌、回、汉等民族，藏族与羌族大多数生活在海拔较高的高半山台地，汉族与回族生活在河谷低地及茶马古道沿线集镇地区。在高半山台地与河谷低地的二元生态结构中，一方面，高半山台地上各寨子之间由于山高谷深，相互之间隔离，进而相互之间沟通与往来相对较少，寨子之间的人员之间在平日里除了有姻亲关系的亲戚之间有往来关系外，相互之间很少往来与沟通；另一方面，高半山台地的寨子与河谷低地城镇之间的往来却相对较多，高半山台地寨子里产出的核桃、药材、小麦、青稞等农副产品需要背运至河谷低地乡镇集市上售卖，再购买回大米、布匹、盐铁、农具等生活用品。进而在岷江上游区域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山上与山下，沟内与沟外的纵向地缘关系，沟内各个寨子之间的横向联系相对较少。在那样的区域社会结构中，地缘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偶尔的血缘关系联系着基本的对外沟通与交流，少部分业缘关系则维系着来自更远方的生计问题，对外区分对内认同的族群关系则显得十分微弱，直到民国时期背茶包的兴盛，更多的背夫开始走出村寨，走出深沟。西路边茶的形成与发展一定程度上与岷江上游地区独特的自然地貌有着一定程度的关联性。

穿越岷江上游西路边茶的形成与发展，除了跟历代中央王朝在处理汉藏之间关系采取的政治、经济因素之外，岷江上游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与区域社会格局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关联性。沟内或高半山台地的各寨子之间相对封闭，社会往来较少，但是沟内与沟外，山上与山下之间通过农副产品与生产生活必需品之间的交易促进社会与文化的交流，进而勾连其整个岷江流域区域社会。同时也为高半山台地寨子中的人们走出村寨，走出深沟，走向灌县或成都平原更远的地区找副业奠定了基础。背茶包只是高半山台地与河谷低地之间二元生活模式的延伸与继续，如果从寨子到乡镇之间勾连了沟内小型区域社会，那么从灌县到松潘的西路边茶则勾连了整个岷江上游区域社会，由于这种物的流动关系促进人的流动，进而促进文化的交流构建区域社会关系。

二、行走的背夫与贸易通道的形成

穿越岷江上游的西路边茶在岷江上游地区道路及其艰险，无法通行大规模的驼队，因此西路边茶上的茶叶运输历代以来就主要由人力背夫完成。据民国时期前往川西地区进行民俗考察的王天元在《近西游副记》中记载：

灌松道上的运输，有两种方法，一种人力，一种骡力……全路上的专门脚夫，约莫有两三千人，趁着农闲来赚几文脚力钱的不计其数，用肩挑货物的极少，大概都是背背子的，背背子的尤以茶包最多……^（P.185）

那些被茶商们聘请从事背茶包的背夫们，通常都是利用每年冬天的空余时间，以寨子为单位组建成一支由十几位青壮年组成的背茶包队伍，由一位年长的具有背茶包经验的长者作为队长，从寨子出发，走出世代居住的深沟，再沿岷江河谷的松茂古道而下到达灌县，在茶店子接货，然后再沿松茂古道一直到达松潘，沿途往返至少三十余天，其中从灌县背上茶包到松潘交货期间至少二十余天。沿途非常之艰辛，据曾经有过背茶包经历的杨仲平讲到：

哦哟，恼火得很哦，走那么久，还背那么重，背上全部都要被磨烂，脚底全部都要磨起泡……现在想起来背皮子都还在一股一股的发麻，退都还打颤颤……

另据杨文康老人回忆：

背茶包就是要走这么远的路程，最恼火的是羊子岭，上十五里下十五里，别个讲的话“三步两打杵，五里一稍岗十里一店铺”……简直累死个人，那个地方路又陡又窄，背起茶包都要侧着身子走……

羊子岭是松茂古道上的第一道艰险道路也是沿途最艰难的一处，背夫们以“三步两打杵，五里一稍岗十里一店铺”形容沿路的艰辛，而清代诗人董湘琴在《松游小唱》中写道：“天生一岭界华夷，上十五里，下十五里，佳名自古称娘子”^（P.19），诗句中的岭就是娘子岭，上十五里下十五里也是今天背夫们讲诉岷江上游贸易通道中记忆最清晰的表述。老人们对背茶包的苦楚记忆犹新，像羊子岭那样让人难以忘怀的经历只是漫长路程中的一个缩影。进而，背夫们在背茶包过程中，为了排除枯燥与辛劳，在不断往返的松茂古道上将这些地名编出了脍炙人口的歌谣：

北门一出是跑马晒店，踏水墩是茶号一半

鸭儿岩是梯梯框框，石溜沟是豆花店店

渭门关是熬硝吃饭，小山湾是好好煮饭

沟沟寨是骡马脚店，花红园是二家开店

擦儿岩是坡坡坎坎，前头蚕陵是靠风吃饭

木学堡是烟鬼一半，石大关是英雄好汉

大店是稀屎乱沾，麂子坪是骡马气都要爬断

水沟子是天鹅抱蛋，小关子跟黄土梁是幺店店

好过叠溪城，山高路不平，吃了回头水，翻脸不认人

本段歌谣描绘的是从茂县大松潘沿途的地名与茶店子情况，从这些地名可以看出，他们或许最开始是因为军事原因而存在的关口，或者是因为地貌形态而命名，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与地方文化意义。

从事背茶包的背夫并不固定的为哪一家茶号背茶，通常有经验的队长通过熟人关系或寻找旧雇主为本寨子的背夫寻求差事。在灌县的茶商仅付给背夫一半的工钱，每家茶商有各自的引票。引票制度是民国时期岷江上游地区边茶制度管理的一项重要的措施。据《阿坝州志》载：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以前，在松潘的镇江关、小河、石河桥、东门设有关卡，派专人检验“茶引”、“茶票”、“税花”；在茂汶（今茂县）设有“茶管”，专司茶叶管理，凡茶包途径茂汶时，都要接受茶管的检查。^（P.1753）政府设置关卡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加强对西路边茶的监督与管理，政府能够第一时间掌握各大茶号的经营现状，能够精确的进行各种繁杂税收的收缴，另一方面也起到了规范边茶贸易市场的作用。民国前期政府对岷江上游的边茶贸易的管理沿用了明清以来的“采岸”制度，向茶商们发放经营边茶的“引票”^（P.25）。引票上面详细的记载了茶包所属查号名称，茶叶类型，重量，灌县交货日期等信息。即使背夫在背茶包图中突发意外事故导致茶包遗弃或者故意将茶包丢弃，各个茶商们也能够通过派遣的督查人员通过引票进行找回，再重新组织背夫将茶包运往松潘减小损失。引票制度在民国时期岷江上游的实行，即对背夫背茶包的进行约束也规范了边茶市场，对松茂古道贸易通道的持续稳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背茶包行进中，上行和下行都不得有任何空闲时间。一般来说，背夫从寨子里下行至灌县时，往往会带上黑桃、苦荞、贝母、羌活等土特产与中药材到灌县出售，用以换置布匹、食盐、大米等家用品。背夫们通过上行与下行背上承载的不同物品促进区域社会物的流动与贸易的进行。物的流动总会形成中转，贸易的进行伴随着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岷江上游茶贸易通道的形成的同时也促进了沿线茶马集镇的兴起与发展。一方面，在茶马贸易的带动下茶马市场集镇的兴起，这些市场集镇本来就是处在一定有利地理位置，并且在之前就有了城市发展基本雏形，在茶马贸易的带动下迅速的发展成重要的茶马市场集镇，例如川西第一关灌县、藏区门户松潘、西路小成都杂谷脑等地；另一方面，是一些位于松茂古道沿线曾经不出名的村寨，因为时常为背茶包的背夫们提供临时歇脚的地方，进而解决背夫们沿途的住宿与伙食问题，逐渐兴起了“三脑九坪十八关，一锣一鼓股上松潘”的小型茶马集镇与市场。这些集镇的兴起与发展主要是为背茶包的背夫以及往来的商旅提供住宿而逐渐兴起的茶店子，如东界脑、兴文坪、飞沙关等地。这些地方如今任然保留了大量关于茶马贸易以及背茶包的历史痕迹与文化遗存，当初都是重要的茶店子所在地。沿途的这些茶店子一般都是稍微有钱的当地人开设，主要提供住宿和伙食，往来的背夫在茶店子掏钱住，伙食则由自己从家里带来的玉米面粉请店家帮忙做的“刀片子馍馍”。茶店子做刀片子馍馍能够肢体为背夫们带来果腹感，提供背茶包沿途必要的能量。如今成为松茂古道作为岷江上游地区贸易通道中的一项重要的历史文化记忆，时常被背夫及其后人们茶余饭后所乐于谈论的话题之一。

从茶包的制作到背茶包的过程再到茶包的交易，每一块茶包的流动就是一个物的流动，物的流动促进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发展最终则是带动了区域内贸易通道的形成与发展。对于作为单个个体的背夫来说，背茶包是一项由副业到正业的生计方式，但是，对于当时岷江流域区域社会的整体性来讲，众多的背夫在背茶包的经历中，通过不断的穿梭于岷江流域各条沟、各个村寨，不断的与各个不同阶层、各个不同地域以及各个不同族群人员的交往与互动中，形成了一张覆盖岷江流域各个沟、各个村寨的族群关系网络。

三、背茶包对岷江上游民族走廊的构建

从事茶包的生产大多在灌县、崇州等地的汉人社会进行，从事生产的劳工大多都是当地川西汉人；背茶包的背夫大多来自岷江上游高山各寨子的少数民族；而从事茶包的交易的茶商大多是来自河南陕西等地的汉人，与他们进行交易的往往是来自草地的藏民马帮团队；沿途开茶店子的既有汉人又有番民还有回民。岷江上游边茶贸易的进行，不仅带动了区域内贸易通道的形成与发展，还构建了区域内具有多民族多元文化交融的民族走廊。

参与背茶包的岷江背夫来自岷江上游各个村寨，各自具有不同的生活经验与文化认同，同时具有不同的族群身份特征；背夫们在背茶包的经历中，从灌县沿途经过“三脑九坪十八关”到达杂谷脑或者松潘交货，沿途与不同族群的交往与互动是理解当地族群关系与互动的不可忽视的方面。因此，笔者重点梳理并分析背茶包的口述历史记忆，关注这些背夫及其关联人群的口述历史记忆中呈现出在特定社会历史时间与空间中展演出的复杂族群互动关系。进而从这些族群关系中能够看出背茶包对岷江上游民族走廊的构建中的关键作用。

理县通化乡的贾正龙老人已经有101岁高龄，祖籍是成都市崇州的汉人，1935年到通化给董家做上门女婿，继承了董家财产并经营一家以出售日用品为主的商铺，经常雇佣背夫从灌县背货物到通化老街。贾正龙老人虽然自己不是背夫但却见过许多不同族群身份出生的背夫，他的历史记忆中最能体现当地族群互动，正如老人所讲道：

哎哟，我见过的背夫多得很哦，我以前开店铺的时候他们也给我背过货……咋个区别他们喃，主要是看他们背茶包的多少，黑水人我们喊“猼猓子”，他们最有劲背得最多，男的背得起两百斤，我们杂谷脑一带的羌民只背得起一百五六，最不得行的是汶川的土民，只背得起一百多一点点……没有汉人来背茶包，汉人力气小搞不来这个活路。

当地老人背茶包历史记忆中时常以所背茶包的重量来区分出不同的族群身份。黑水县的各族群如今被识别为嘉绒藏族，黑水人身材高大，历史上以“生猛好战”出名，一部分人经常出没于岷江上游各村寨实施抢劫，因此被当地人称作“猼猓子”。在老人们的记忆中背得最多的就是黑水的“猼猓子”，杂谷脑一带的羌民比黑水人少一些又还比汶川土民多一些，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导致在背茶包的行业中总看不到汉人的身影。从背茶包中看到的不同人群之间的相互“蔑称”与回应更是在同一区域社会中不同族群之间在身份认同与区分中的偏见与歧视的直观反映，通过对这些偏见与歧视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到当地各族群之间的关系特征与关系状况。贾正龙老人眼里没有汉人背茶包是因为汉人力气小，但是在距离通化老街五公里之外的木卡寨有一位杨文康老人，他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羌民，年轻时曾为贾正龙老人当过背夫，根据自己年轻时候当过背夫的经验为笔者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

在灌县的尤溪（今都江堰市龙池乡）有个土匪头子叫董文玉，他在那里设关卡抢人，收过路费，“下坝子”（当地人对岷江下游汉人的蔑称）些害怕得很就不敢来。我们不怕哦，我们给他说：岷江河是从我们这流下去的，你们用我们的水都没喊你们拿钱，凭啥子过路要给你拿钱（老人大笑）。我们每回走到那里他们老远就招呼“阿洛些来咯”，打个招呼就让我们走，从来不得抢我们，他晓得我们少数民族要凶些，不敢惹……“下坝子”些土地多，那还用得着背茶包哦……

民国时期岷江上游曾经大量开采林业资源，从事林业资源开采的采伐商以及工人大多来自成都平原的汉人社会，但是背茶包却没有汉人。从人类学角度来看，在背茶包的口述历史记忆中究竟有没有汉人参与，这不是我们探讨的问题关键，我们关注的是具有不同族群身份的背夫在背茶包中的参与所展现的族群关系特征。笔者前一天访谈过杨文康老人，他对自己背茶包的经历依然清晰记得且乐意分享个人生活经验。第二天笔者访谈完贾正龙老人后再一次回访了杨文康老人。无意提到他当初为贾正龙当背夫的事，杨文康老人突然转变先前的讲话方式：

哦哟，你不晓得哦（老人此时侧仰着头，捏熄了手中的叶子烟，沉默约一分钟），贾正龙那个家伙，是下坝子跑来当上门汉儿的骗子，资本主义头头，解放前专搞买卖压迫穷人……解放后我当了民兵连长，专门惩治他们这些资本主义头头，要割他资本主义尾巴（重新露出微笑），上头来人检查每次都是到我们屋头吃饭的。

杨文康因为解放前曾为贾正龙老人当过背夫的历史记忆而感到不悦，很快又因为解放后的阶级划分而为自己在族群政治的冲突与竞争中扳回一局。因此，从老人们的语言表述与系列动作可以看出在岷江流域的族群分层主要因素之一是生产资料的不平等而带来的差异性问题，由解放前从事的雇主与背夫之间的职业分工而产生的族群政治冲突与竞争从历史记忆中展演到现实生活，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对此心有余悸。

背茶包一直以来都是一项极为艰辛的体力活，沉重的茶包与崎岖的山路给背夫们的身体带来感官上的刺痛，若干年后仍然心有余悸。都江堰到松潘三百余公里路程，在交通便利的今天，我们乘坐五六个小时的汽车便能够到达，但是任然感觉漫长的旅途带来乏味和煎熬感。试想曾经的背夫背着高耸的茶包不行一个月，期间难免不会有乏味与疲倦。背茶包途径的某些趣事便成了背夫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汶川县雁门乡的释比（羌族仪式操纵者）赵邦兰老人年轻时候也背过茶包，他的故事则体现了充满宗教文化背景的族群关系与互动：

我们背茶包走之前在家里带了点腊肉，走到威州（今汶川县城）的时候想找个馆子煮肉，不晓得咋个回事，恰好走到一家回族人开的馆子，喊人家煮腊肉，人家就不安逸了，把肉给我们甩到了路边上，喊我们滚，幸好我们人多，不然还要挨打嘞……那时候很少出门，不懂规矩，不晓得回民有这些规矩……

岷江上游多高山峡谷，各村寨之间相对封闭，在这种条件之下各村寨人员都与外界交往较少。老人在这里讲诉的“不懂规矩”很显然是表达了在当时区域社会中的各族群间缺乏彼此之间的了解，同时也表达的是岷江上游各族群生活空间的内外之分，寨子里的生存经验到外面就成了不懂规矩。另一方面，背夫的存在则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族群见的隔阂与陌生，不同族群背景的背夫们在背茶包的行进中带着自己的本土文化与他者文化相互间的交流与互动中，背夫既成为他者文化的模仿者又代表着各自身文化的传播者，因此，在这里开店的回民与背茶包的土民的族群关系在通过一次煮腊肉的误会中或许得以彼此走上了解。从不晓得规矩到晓得了彼此之间的规矩。当地老人在讲述背茶包的历史记忆中时常交织着复杂的族群内心情感联系，一方面是对背茶包带来族群分层的考虑，参与背茶包的背夫在当时是出身于土地贫瘠又没有手艺而无法维持基本生计的贫苦劳动人民，“吃不饱”、“穿烂衣服”、“背上被磨的血痕”、“脚底长的死茧”是老人们记忆中对背茶包生活的真实体验以及对那些曾经遭遇的种种磨难仍然心有余悸；另一方面，老人们时常对当年背茶包时的种种见闻彼此乐道，尤其不同族群背景的人之间在背茶包的交往中体现出的认同与区分。

因此，随着民国时期岷江流域茶马贸易的私营化进程加快，四大茶号的兴起与发展，岷江流域茶马古道上对从事背茶包的背夫需求量越来越大，而且从事背茶包没有任何技术含量。背茶包这一项事业的兴起与发展极大的促进了岷江上游各村寨一般普通民众参与进来，一开始只是冬天的闲暇时间作为一项找副业的生计方式从事背茶包，进而后来有背夫逐渐成为职业背夫，以背茶包为生。随着大量的高山深沟内的普通劳动人群进入到背茶包行业，不仅是对大量普通劳动人群劳动力的解放，更是一场社会交往关系的变革。背夫们从世代生活的高山深谷中进入到岷江流域，打破了原来相对封闭单一化的生活状态，不同族群文化背景的人群通过背茶包的方式汇聚到岷江河谷，在岷江河谷往来与互动，进而构建了岷江上游多元化的民族走廊。

四、余论：从西路边茶到岷江上游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意义

近年来对岷江上游族群研究有所突破的是台湾学者王明珂，他的研究力图站在华夏边缘的视角来阐述核心族群与边缘族群之间如何互动、相生的历史，进而从工具论的角度探讨了岷江上游的羌族社会与历史具有在汉族与藏族之间的资源竞争下而进行认同与区分的族群特质，认为岷江上游羌族在地域空间与文化事项各方面都介于汉藏之间是基于一种工具性的理性选择，更是在面临严酷的生存条件下进行资源竞争的一种生存条件的抉择。^（P.1--4）但是，人类学的历史研究不在于历史事件本身的真实性与否而在于当地人为什么这样表述自己的历史以及它所表达的地方性意义是什么，这样的研究才能够促进后续的思考与再研究。

从背夫们对曾经参与背茶包的口述历史记忆中来看，背茶包的背夫们无意中将自己家乡族群文化带入松茂古道之中，他们往返于岷江流域，穿梭于各个文化差异的地域及族群当中，在体验异于己文化的同时也在用自己行为习惯向他者传播自己的文化，于此同时他们还将所见所闻带回并介绍给家乡，在那个人口流动相对稀缺的时代，成为促进岷江上游各族群交流互动的重要媒介。从民国时期到今天，背茶包的口述历史记忆联系着岷江上游各族群间互动关系的历史、现在与未来。从背夫们在今天社会中讲诉的民国时期岷江流域背茶包口述历史记忆中来看，当时的岷江背夫们在背茶包的行进中，形成了一张以背夫自身为行动主体，以背茶包线路为纽带的族群关系网络。这张社会关系网络以背夫背茶包为纽带，覆盖岷江流域各个大小深沟以高山村寨，更牵涉着岷江上游各个族群间的社会与文化脉络关系。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这是中国提出的两个符合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重大战略，简称一带一路。它的提出、演进与成熟是蕴含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区域社会地方性特征，对西南地区来说，把握机遇、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意义重大。岷江上游地区处于藏羌彝民族走廊的核心地带，自古以来就是汉藏之间重要的贸易通道与民族走廊，更是在当今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方面，突出传承，继续深入挖掘西路边茶的历史文化价值。由西路边茶贸易逐渐兴盛的茶马古道自古以来就是岷江上游地区重要的贸易通道与民族走廊，它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仅在于承载汉藏之间的物资流动，更是勾连区域社会，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重要纽带，对今天岷江上游多元民族关系的形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岷江上游地区要进行一带一路的建设，必须要再更加深入的挖掘松茂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让岷江上游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更具历史底蕴与地方文化价值，突出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现在我们要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便来自于历史文化底蕴，有了底蕴才有底气，有底气才会更有文化自信。岷江上游地区的一带一路建设便需要更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文化自信，需要西路边茶体现的历史文化价值的传承。

另一方面，立足地方，突出岷江上游地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区位优势。岷江上游地区的地理位置位于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处于藏羌彝民族走廊的核心地带，更是位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涵盖范围。因此，岷江上游地区的区位优势便在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多元化的民族文化，这是立足于区域社会，富有地方性文化意义的自身优势。把握自身优势，结合当下社会大背景，将现有国家政策用好用活，必定能为岷江上游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带来生机与活力。

西路边茶是我国古代三大茶马古道之一，在促进物资流动的同时勾连了地方区域社会，使得岷江上游自古以来就成为川西地区重要的贸易通道与民族走廊，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处于藏羌彝民族走廊的核心地带与一带一路建设涵盖范围的岷江上游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既要突出历史的传承，继续深入挖掘西路边茶的历史文化价值，又要立足地方，突出岷江上游地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自身区位优势。或许能够为岷江上游地区区域社会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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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刘超

课题组成员：张宗福、刘汉文